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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7月21日

十五期间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形成原因

十五期间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形成原因 2005-12-16 00:15:35 来源:2005年12月15日中国经济时报分享到:“十五”期间我国投资率继续上升主要是由下列一些重要因素决定的。第一,就形成投资率走高的经济机制来说,改革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行,在中央政府和改制已经到位的国有企业,投资膨胀机制已有很大的削弱。但由于这些改革均未到位,国有经济原来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并未根本消除,在改制尚未到位的国有企

业是这样,在地方政府方面则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2000年—2004年,由中央管理的项目投资由6433.8亿元增长到6453.9亿元,只增长了0.3%;而由地方管理的项目投资则由26483.9亿元猛增到63618.8亿元,增长了1.4倍。诚然,后者的高速增长有合理成份。但即使考虑到这些,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的增速也大大超过了中央政府的投资。它突出地反映了由政企分开、财税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不到位等因素而导致的地方政府投资机制的膨胀。这是其一。其二,非国有企业在改革以后资金积累已有了很大增长。在法律和政策环境逐步改善,市场准入和要素运用等方面限制逐步放宽的情况下,他们的拓展空间愈来愈大。“十五”期间经济增长提速。这些就使得他们的投资迅速增长,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迅速上升。2000年—2003年,非国有经济投资由16413.3亿元增长到33905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49.9%上升到61.1%。这种增长必然带有盲目性。其三,21世纪初,经济发达国家为了发挥他们在众多高科技领域居领先地位的优势,维护其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条中的高端地位,继续将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我国拥有市场容量大、劳动力数量多、要素价格便宜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优势,从而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热点,这种情况在21世纪初达到一个新的高点。外商直接投资由2000年的407.2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606.3亿元,增长了48.9%。上述三方面投资机制都会促使“十五”期间投资迅速增长。

第二,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就其与提高投资率的关系来说,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在这个阶段,重工业发展较快,占的比重也较大。而这类工业是资金密集型工业,它的发展需要追加的投资较多。而就近几年的情况看,它的发展速度又过快了。这是促使投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二是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美元,这个阶段在经济上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消费结构变化很快,由此带动的生产结构变化也快,于是经济增长提速。而且,我国当前消费结构升级正处于由千元级向万元级、10万级过渡的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对住宅和汽车等的需求快速增长。尽管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平均主义还远没有消除,但由于经济转轨时期各种特殊矛盾的作用,居民收入差别迅速扩大。在居民中已有部分人群的收入水平很高。这些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很少,但由于我国人口多,这些人的绝对量也不小。他们对住宅和汽车等的需求量就很大。而这些产业的利润率又高,其本身发展的动力就很强。而且其产业关联度又大,由此也会带动经济增长提速,投资率上升。三是我国虽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由于处于知识经济已经开始到来的时代,因而在一定程度又是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而许多现代产业都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三,我国从1999年起就进入了以轻波为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周期。显然,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述特点不仅是促使“十五”期间投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而且会使投资率在高位上稳定下来。

第四,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包括资金在内的要素投入。这样,经济增长提速必然带来的投资率的上升。

第五,区域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也是投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我国在2000年前后相继提出并实施了鼓励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等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这就必然会带来投资率的上升。

第六,城乡居民储备率的迅速攀升,是支撑投资率上升的资金基础。2000年—2004年,我国城乡居民储备率由10%上升到21.7%。但这期间储蓄倾向的上升,并不只是一般地由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还特殊地由于收入差别扩大导致储蓄倾向低得多的高收入人群的增加。

第七,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和金融机构功能不健全,对投资率的提高也有重要的影响。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到位,大大限制了它在抑制投资需求上升方面的功能。二是金融机构单纯为生产服务的面貌改变并不大。2001年—2004年,城乡居民储蓄占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比重在42.5%至47.6%之间波动的,但在资金运用方面,用于城乡居民的消费信贷则微乎其微。至于证券市场方面的情况则更是如此。在上述期间,股票发行、国债发行、企业债券发行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总额由9093.7亿元增加到17709.1亿元;而这些方面的资金运用,几乎同消费无缘。

总体说来,与投资率相对应的是消费率,因而投资率提高就意味着消费率的下降。但分别说来,正象上述一系列推动投资率上升的因素一样,也有一系列因素促使消费率下降。但在这里只是分析作为消费率主要组成部分的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因素。

就“十五”期间的情况来看,居民消费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政府消费率上升相联系的。与“九五”期间相比,2001年—2004年政府消费率在整个消费率中占的比重由20.6%上升到22%,居民消费率由79.4%下降到78%。这一点是同政企、政事分开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行政管理费大量增长相联系的。2000年—2003年,行政管理费由1787.59亿元增长到3437.68亿元,占政府消费的比重由15.2%上升到23.2%。但就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来说,也还有与它本身直接相关一系列因素的作用。第一,居民收入水平低。

从总体上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以来,居民收入有了空前未有的大提高。但直到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有2936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9422元。收入水平低是同收入水平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和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直接相联系的。如果以1978年为100则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为760,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数为591.5,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为588,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为554。这些数字不仅表明了居民收入水平低的原因,而且揭示了消费率低的关键所在。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更低。其原因主要是由城镇化进程太慢,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滞后,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出台不够及时,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的税费负担重,以及农业资金和科技投入少等因素的作用而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直到2004年,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5888.5元/人,42782元/人和18999.6元/人。可见,这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的13.8%,第三产业的39%。一般说来,在保持适当投资率的条件下,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占全国人口总数大部分的农村居民来说,尤其是这样。在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低于第二、三次产业的条件下,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一定较低。这是一条规律。当然,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低,同上述的诸如城镇化进程慢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滞后等等因素的作用,也有很大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些因素的作用,在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会较低,只不过低的程度有很大差别。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比农村居民水平要高得多,但也是低的。在城镇居民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众中尤其如此。就整体说,2004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高出2.21倍。但就城镇居民的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来说,分别只高出24%和1.05倍;前者比农村的中高收入户只高出1%,比高收入户还低47.5%;后者比农村的中高收入户只高出66.9%,比高收入户还低13.1%。城镇居民收入低的主要原因:一是就业面没有获得应有的扩大。对城镇居民来说,扩大就业是提高他们的收入的基础性工程。诚然,当前我国存在数以亿计的富余的劳动力,每年新增加的劳动数量也很多,伴随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深化又要释放出大量劳动力。因此,在我国,扩大就业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极为艰巨的任务。但是,多年来,由于没有把扩大就业放在政府调控中的突出位置,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尤其是其中的社区服务业)、手工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财税、信贷和法制等方面缺乏更有力的措施。当然,在这些方面近几年来有所改进,但也没有完全到位。以致在2000年—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由681万人增加到827万人,失业率由3.1%扩大到4.2%。当然,做到这一点,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之不易。但我国当前扩大就业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失业人数增加和失业率的扩大,是导致城镇居民收入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劳动力价格过低。应该肯定,改革以来城镇职工工资比改革以前有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提高。1978年—2004年,城镇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由615元提高到16024元,平均实际工资提高了3.85倍。但是,劳动力价格仍然过低。如果以1978年为100则2002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指数为891而工业职工工资总额指数只有331。因而在这期间工业工资总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6.7%下降到9.3%。这些数字表明:尽管绝对工资是大大提高了,但相对工资(即工资指数相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的指数)却大大下降了。如果再考虑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工资状况,那上述的城镇职工上升幅度就要大打折扣。据粗略估算,近年来农民工约近1.4亿人,但他们的人均收入只有5000-6000元,还不到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而且就是这样的低工资,又在许多情况下还不能按时拿到手。劳动力价格过低,有历史原因,在计划经济时期,工资就很低。改革以后,由于长期存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机制,在客观上会抑制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再加以政府在逆市场供求机制作用而进行的调节方面还缺乏力度。这样,劳动力价格过低的状况就难以改变。

第二,消费倾向低。显然,居民消费率低,不仅取决于居民收入低,而且取决居民消费占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即消费倾向)。依据边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规律,消费倾向又不仅决定于居民总体收入水平的高低,而且决定各类居民群体的收入差别的大小。1980年—200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由246.8元提高到5644.7元,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236元提高到4556元,居民消费倾向由0.965下降0.807。其中消费倾向的下降,不仅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有关,而且同各类居民群众收入差别有联系。当然,在这方面起作用的不只是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也不只是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还有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的扩大。

但消费倾向的下降,又不只是由于各类居民之间收入差别扩大,还有其它多种因素的作用。一是由于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滞后,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各类保险面窄,水平低,甚至义务教育所需经费也未完全落实,再加上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高收费甚至乱收费,不仅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即期消费,而且恶化了消费预期。二是在买方市场形成和需要巨额支出的众多现代消费品盛行的条件下,消费信贷需要相应地发展。而我国由于金融机构功能不健全、信用制度缺失和消费观念转变滞后等方面的原因,消费信贷并没有得到应有发展。这种情况限制了即期消费的提高。三是当前我国消费品市场大部分商品是供求平衡的,甚至是供过于求,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商品是供不应求的。这表明部分商品结构不适合消费者的需要,以致居民这部分消费需求不能实现。四是与以往不同,众多的现代消费品的使用,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但人们常常只在考虑扩大生产投资时,考虑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而对消费方面的基础设施则没有及时给予应有的注意。当然这种状况,现在已有很大改变,但这方面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这一点在农村的许多地区表现得仍很明显,以致许多现代消费品不能使用。五是市场交易秩序混乱。诸如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过度包装和价格欺诈等等都很盛行。这些都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欲望。六是传统文化中的节约,是一种美德,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宝贵资源。当前仍然应该大力发扬这种美德。但象任何观念形态一样,都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高,扬弃不适时宜的方面,增加适合时宜的新内涵。但当前仍有一部分居民坚守改革以前那种低生活水平条件下的节约习惯,也是构成低消费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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